“我的工作让人哭，也让人笑，带来心碎，也带来安慰。有人说我是天使，有人说我是魔鬼，有人敬爱我，却也有人想射杀我。”载着拉米雅和奶奶进城，为政府机关送信的热心邮差，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。
拉米雅困惑地问道：“你是神吗？”
不假思索的纯真回应，恰恰精准又讽刺地，揶揄着（大人才能懂的）现实。“神”可以直觉地指认为宗教／信仰上的神，却也能暗喻着地上那位，令所有孩童高声齐呼“我们愿为萨达姆总统奉献鲜血和灵魂”的“神”。
《总统的蛋糕》将时序设定于1990年4月26日，为时任伊拉克独裁政权总统萨达姆诞辰的前两日。举国欢庆之日，小学生也需参加抽签仪式，来决定谁“有幸”为总统奉献“心意”。
拉米雅与奶奶相依为命，家境贫困，却无可奈何地被抽中，负责献上蛋糕。
一个她未曾品尝过的奢侈品，若未完成便将遭致刑罚。
电影呈现的时间点，为伊拉克出兵占领科威特的前几个月。
彼时，伊拉克尚未因发动科威特战争，而受国际间的经济制裁。
然而，实际上在萨达姆执政后，包含对库德族的系统性迫害，已被视为种族灭绝行径，以及对外发起的两伊战争，亦导致整体社会在内外战火与西方社会的制裁防堵之下，长期处于恶性通货膨胀、民生与医疗资源匮乏的状态。
对贫困的拉米雅与奶奶而言，买一颗蛋糕是从来未曾考虑过的民生选项。
若是要凑齐制作蛋糕所需的原物料，还得变卖家中物品，才有可能成行。
制作一颗蛋糕的材料包含：五颗鸡蛋（繁衍）、一公斤的面粉（生命）、五百克的糖（甜蜜人生），以及使蛋糕得以蓬松的泡打粉。
这颗蛋糕并不属于拉米雅，也不属于受独裁统治和经济制裁双重压迫之下的任何一位底层百姓。
那是独属于（独裁）总统的蛋糕，属于（每一个）萨达姆总统的——蓬勃绵延，甜蜜滋润的人生。
《总统的蛋糕》令人想起陈玉勋的《大濛》，两部电影有着相似的叙事轨迹：
来自偏乡的女孩，为达成某个“心愿”，因而展开历险之旅。
故事背景皆指向时代的暴政，《大濛》借阿月赎回亲人遗体的过程，尝试精神性地夺回记忆暴力的权利；
《总统的蛋糕》则经由拉米雅执行替独裁者庆生的使命，以此嘲讽独裁者的暴政。
拉米雅的“心愿”，看似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来避免可能的刑罚，并希望奶奶不再因抽签之事而气恼。
但是她的心愿，核心实为完成“总统的心愿”——拉米雅的行动背景，并不源于自我的主动性。
因为她不被允许拥有个体意志，她的身体仅仅是暴政底下，可以随意利用与抛弃的器皿。
而她的行为和思想，也皆需符合当权者的心意，因为鲜血和灵魂，组合一个人的所有物质，都将全数奉献给总统。
不过，这一颗蛋糕或可属于学校老师。
独裁体制下的阶级分化，使剥削得以合理化，因故受剥削者便继续向下剥削。
老师能以“教育”之名，成为独裁者扩散恐惧、巩固权威的传声器，犹如《动物庄园》替拿破仑宣达政令的尖叫者，为粉饰猪群对苹果和牛奶的专属权，因而高喊：“同志们！我们这些猪成天动脑，负责整座农庄的管理与组织，不分日夜捍卫各位的福利。所以，我们是为了你们才喝牛奶、吃苹果的！”
《总统的蛋糕》为伊拉克导演哈桑·哈迪的首部电影长片，故事取材自他于伊拉克生活时的童年回忆。
他以诚实揭露，但不带直观批判的镜头，重现记忆中的伊拉克。
如电影中随处可见的萨达姆肖像，一路跟着拉米雅去到市场、游乐园、杂货铺、钟表行、糕饼店、餐厅、清真寺、警局，无处不在地“监视”着百姓，是否认真执行任务，是否竭力贯彻威权之抑制。
而当那一张“脸孔”渗透各处，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，竟也默默地成为寻常的生活样貌。
借着哈桑·哈迪以纪录之眼，模糊虚构与真实之界线，电影所重现出的日常，不似批判却更胜批判。
电影透过奶奶的死亡，见证独裁政权和国际制裁的双重残酷。
身患糖尿病的奶奶，在寻找拉米雅时晕倒于警局，可却因国际制裁导致缺乏所需药物，奶奶最终没能见到拉米雅，就撒手人寰。
哈桑·哈迪平等地直面独裁政权和国际制裁，对伊拉克人民所造成的伤害，包含肉体和精神的伤害。
还有过去累积绵延至当下，乃至未来可预视的伤害。
独裁者为巩固政权的血腥暴力，使伊拉克成为内战屠宰场；
国际社会为防堵恐怖主义，对伊拉克实施多重制裁。
于普通百姓而言，实际上皆为暴行。可在独裁者的叙事里，国际制裁与外部战袭，往往成为美化威权统治、神化独裁者的洗脑利器。
而独裁暴行又为西方列强发动围堵或攻击，提供正当化的理由。
《总统的蛋糕》虽未具现独裁者施加肉体伤害的可怖，也幽微透露出肉体伤害存在的痕迹。
老师对拉米雅的同班好友萨伊德的威胁（日常化的精神暴力），表明若未能准备要献给总统的水果出席庆典，就会像去年未完成任务的人，遭举报后被实施拖行。而邮差车上的瞎眼好友、医院里的伤残士兵，以及美军战机的轰炸声，更铺垫于整部电影，营造出身体受害的预知性。
也因此，电影虽未言明，却处处言及，这一部乍看之下温柔又哀伤的少女历险记，实为一部对独裁政权和西方列强提出同等控诉的哀书。
谈回电影主角拉米雅。她与萨伊德结伴同行，两人想方设法为取得制作蛋糕所需的材料，不仅付出劳动力换取资源，还变卖父亲生前留下的银制怀表。
然而，大人的世界和拉米雅想得不一样，怀表在钟表行屡遭砍价，最后换得的现金却被糕饼店老板说是假钞，两人旋即遭赶出糕饼店，而“假钞”还留在糕饼店老板手里。
电影并未揭开诈欺者为何人，亦或两方皆为诈欺。
但在真真假假之间，也使拉米雅（孩子）识得真真假假的现实世界。在她认为“神是慷慨的”所创造的世界，有善亦有恶，有信赖亦有背叛；
屠宰场老板以善意包裹恶意，企图用糖和泡打粉诱骗／开启拉米雅对性的认知。
仅有一面之缘的热心邮差，载着拉米雅和奶奶进城，又护送拉米雅和奶奶的遗体回家。
慷慨未必平等地施予所有人，苦难亦或人人都有份。
“神是慷慨的”，也未能阻止苦难发生，更像是苦难已然（必然）发生的佐证。
于是，起初的拉米雅拒绝萨伊德的窃盗行为，到后来也成为主动窃盗之人。外部经历使其转向了内在的质变，成长的代价是将纯真作为抵押品，换取（好好）活着的空间。这一趟为完成“总统的心愿”的历险记，是拉米雅经历两个层次的“死亡”：因着奶奶逝去而理解了肉体的死亡，以及自孩童蜕变成大人，必将失去且难以追回的某些东西——最早的死亡。
归途时的拉米雅，已再难问出“你是神吗？”这样的问题。
电影整体为温柔、童趣诙谐的基调，因着奶奶的逝去和片末一段萨达姆生辰庆典的录像，划开了另一层直白干脆的质地。庆典中的高耸尖塔蛋糕，对映拉米雅在课堂上，看着老师享用她历经万难带来的小小蛋糕；欢庆声亦对照着美军战机轰炸声。
而萨达姆灿烂的笑容，对比拉米雅和萨伊德不愿轻易闭眼的忧伤神情，致使视觉及听觉的感官叠加，无限放大了直指极权和战争的双重控诉。
最后，导演以一道黑画面，衔接教室战火与萨达姆生日庆典，特意地未使我们看见结局。
可当我们试图消化那道“不让我们看见”的黑画面之时，实则已全然看清暗影下的所有暴行。
观看本质因此不再存于表象，而能内化为我们正视暴政与战争，并于自身所处之当下乃至未来，所应付诸实践的生命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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